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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行是知之始,知是

[日期:2020-09-19] 来源:  作者: [字体: ]
7月25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逝世75周年纪念日,斯人已逝,但其思想依然像一盏明灯,对今天的教育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想到终于有了前行航向,陶行知兴奋得直接取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信不疑,把“陶文濬”改为“陶知行”。


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他积极主张在“做上教,做上学”,信奉“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甚至比杜威的步子迈得还大。


此时的他,已不再亦步亦趋于杜威,而是看出中国国情下的教育之路,绝非盲从任何权威所能解决,一切得由自己选择。这样,在人生走到第四十三个年头时,他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即唯有实践才能有真认知。


“一道题目,三个名字”。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出发点,亦是归宿地。


陶行知矢志不渝的,是对这个国家,能“焕一时之新颜,成一派之新学,立一世之新风”的希冀。


他走过王阳明,走过杜威,用三个名字,证悟一道“知行难题”;并于此中,见证我国教育在内忧外患中的求索和改革之路;还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教育现代化的救赎运动。 


这,既给时人带来勇气和智慧,更让后人看到更为宽广和可待的未来。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日新之谓盛德。——《易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惟进取也故日新。——梁启超。德贵日新。——康有为。常新,自新,全新。——陶行知。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新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


深耕十大行动,共享幸福完整

教育行动研究的三个特征

在行动中解决自身的问题

用行动和坚持赢得梦想

阅读,新教育一直在行动

以项目组的形式推进新教育十大行动

行动的和理想主义的

......


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

作者|邱磊 

来源|教育改进社员村


在中式的文化基因中,西洋的“做中学”思想,往往被看成是对“知”与“行”的解读。先秦以来,哲学家对于“知”与“行”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难孰易,一直吵吵嚷嚷,莫衷一是。而从近代走来的教育家群体中,有一位奇人,可以说一辈子都在破解此题。国人喜欢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这位先生,却为了这道题目,来回改了三趟名字,直到无字可用、另造新字的地步。但他终以自己的名字,包括其中耐人寻味的经历和觉悟,解出了这道题的答案。斯人已逝,其名永传。

启蒙·学之短长

陶行知生于一八九一年的安徽歙县。当时,歙县由徽州所辖,虽然山地纵横,贫瘠穷困,却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文化,当地书院林立,素来崇师重教。可以说,徽州这种雨露均沾的“地缘馈赠”,不分贵贱,无论贫富,扶助无数本土家庭成为书香门第,形成了文化上的集聚效应。陶行知一生所享的教育红利,即得之于此。

其父陶位朝,初经商,后务农,再教书,且有个爱好诗文的特点,是位“耕读才人”。行知尚年幼时,父亲正在家里耕种薄田。普通的农事杂活,一到他手里,仿佛就沾了书卷气、墨香味。如上山砍柴,锄田拔草,总能激发诗兴。父亲稍一空闲,就随口作词,快意吟诵。这种不言之教,显然濡染到天赋异禀的行知。在尚不懂事的他看来,“诗文”总是与田园、麦芒、鸣虫有关。与“农事”的对话,对底层劳动的体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理解世界的语言,也成为日后变革教育的初心。弗洛伊德认为,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胡适与陶行知,两人同乡(安徽徽州)、同门(都拜于杜威门下)、同岁(同一年出生),却在教育道路上,一个入高等学府振臂疾呼,一个踏村舍田野开启民智。这其实就跟各自的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行知四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认字。说起来,这还有段插曲。有一天,父亲正伏案写信,小家伙不声不响地在一旁观看,过了一阵,他模仿父亲写字的姿势,用手指头当笔,在桌子上有模有样的比画。父亲看到,又惊又喜,遂决定教他认字。一年后,这一幕重现,但这次是被邻村的秀才方庶咸看到。当时,五岁的行知在地上用树枝临摹对联,正巧被正设蒙童馆的方秀才瞧见。方秀才看小家伙聪慧过人,还曾数次在私塾外驻足“蹭课”,就有意试了几次,发现果然资质上佳,就免费为其开蒙;还从《舜典》“濬哲文明”一句(意为“智慧而文明”),淬出“文濬”二字,作为他的学名。(《陶馆通讯》,第五十八期,安徽陶行知纪念馆)

就这样,从方先生算起,到十七岁入广济医学堂,陶行知大致经历了为其打下传统文学基础的吴尔宽先生、为其打下国学基础的王藻和程郎斋先生、为其打下西学基础的章觉甫和唐进贤先生等人。遇到这么些学识好、心肠好、还各挡一面的先生们,确有运气的成分,但无一例外,又都缘于他“行以求知”的坚持。且不说常常翻山越岭奔走数十里山路,他的“王门立雪”(因王藻先生正在讲课,不敢惊动而在雪中站立良久)、“柴读工学”(清晨上山砍柴,在集市卖完后,再去求教程郎斋先生)、“孝读工学”(因照顾母亲,主动分担其劳动重担,而被唐进贤先生赏识,得到学习的机会)等故事广受流传,就是明证。如果说,他从父亲的教诲中,得到了劳动的意识和习惯,那从诸位老师手里得到的,就是劳动的馈赠和福报。

年少的这段经历,让“工”(劳动、做事)与“学”(学习、学问)逐渐成了一对相互制约、又相互成全的关系。可能陶行知那时候还没有“做中学”的意识,但从他日后创立的“工学团”来看,思想的种子此时就算埋下了。那什么是“工学团”呢?说来也简单,那便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有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陶行知的时代,山河破碎,国力羸弱,内外交困。他之所以考入广济医学堂,本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这与孙中山、鲁迅、郁达夫等人学医的初衷相同。但因受教会歧视,愤而退学。他也从过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华山起义”,还从过政,当了半年的徽州府议会秘书。但在这些左突右冲中,他唯一能“学”到的,只是无疾而终:军队的迂腐陈弊,“媚民政客”的鱼肉横行,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冷漠、麻木,让陶行知感到无论是“医人”还是“医国”,都缺少了实实在在的根基,就像浮云在天上飘着,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九零九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又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内忧外患的逼仄下,危厄之局让他对教育有了坚实而迫切的思想基础:“人民贫,非教育莫之高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之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陶行知全集》)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抱有“救亡图存”的思想,但经历种种挫折后终才清醒:相比于坚船利炮,唯有教育才是开启民智、自强自立、抵御外辱之道。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陶行知经过冷静思考和树立鸿鹄之志后,终身选择“教育”的历史必然性。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到王阳明我的心学。“从戊戌到辛亥,思想政治界的一些先行者,无论是较为温和还是较为激进者,都极其推崇王学。”(《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章开沅、唐文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心学相比传统儒教而言,更强调个人的奋斗与证悟,把“个人的作为”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实际的行动改变世界、改变自己。这一积极的价值主张,恰恰是传统信仰崩塌、观念混乱之际的“及时雨”,特别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胃口。想到终于有了前行航向,陶行知兴奋得直接取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信不疑,把“陶文濬”改为“陶知行”。

改名之举,显示了他的决心。既然有了王阳明的“知”作底气,那“行”自然得紧紧跟上,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波高调作为:在校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于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并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这一番马不停蹄的操作后,陶行知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折:遇到被称为“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的杜威。从王阳明那里,他笃信“知行合一”,但不久,杜威的阐释,更振聋发聩:凡事都等想好了再做,其实是来不及的。很多情况下,是先做起来,然后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完善,直到彻底解决问题。进一步说,杜威的“做中学”也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不过“做”是“学”的起点。这一论断,在后来杜威来华,孙中山向他请教“知”与“行”的先后顺序时,得以确认。陶行知特别信服杜威的,是这套行知思想,或叫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中的创造和落地。那就是“教育即生活”理论。

五四期间,杜威在华访学,陶行知、胡适、蒋梦麟等一帮弟子为师父宣传、推广,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对传统教育的猛烈批判,给僵化陈旧、沉疴难起的旧教育带来了新血液、新力量和新希望。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杜威,他的教育理论最为人熟知,也最有影响力的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这三句话。它们的核心就在于“生活”与“做”的统一。这一方面和王阳明的“行”在某种意义上不期而遇,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教育实践的可能,将传统教育的受益面一下子从“点”拓展成“面”,从“单维”的身心修为延伸至“多维”的社会化、网络化的整体训练。

陶行知受此启示,大为兴奋,曾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作根,然后别人的相类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绝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这显然是受到杜威的影响。因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的“生活力”也各有不同,“春色无高下,花枝自短长”,只要将生活融入教育本身,调动和改造每个人的经验,则每个人必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之道。从此,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开始慢慢成形。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儿童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秋,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任职,但均不长久。相反,他富于传奇和艰辛的教育生涯,是从主动脱下西装,再换上布衣,四处奔波开始的。他研究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尤其是“做中学”这一问题上,陶行知于一九二五年在南开大学讲演时提出: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他积极主张在“做上教,做上学”,信奉“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陶行知全集》)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甚至比杜威的步子迈得还大。譬如,他没有选择稳坐在高校里搞“学问”,而是身体力行,跑到广大的农村、市镇、村舍、街道中,创出一个新天地:发动并指导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等;推动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方面大力改革;创办晓庄乡村师范、育才学校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生活教育社等改革社团;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标签”,“做中学”的基本逻辑,就形如一条盘旋上升的螺旋线,从最寻常处演化,“做”与“学”彼此互生、交织,由简单而复杂,循单调而多元,直至把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能引一时之风气,可立百世之功德。

举一例来说,陶行知像传教士一样,到商店、家庭、旅馆、工厂、军队,甚至是寺庙、监狱,去推广平民教育,向胡适、郭秉文等教授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免费寄送《平民千字课》教材,甚至规定自己每天至少写一封信。有一次去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杜威的中国弟子)家中“怂恿”其办平民读书处,蒋校长实在无暇分身,他便说:“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家中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梦麟苦笑说“错是不错……”没等他说完,陶行知就接过话头“那不就行了!你要是没有时间,只要下令‘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学字,识字的都要教字’,其余的我来替你干!”蒋梦麟拿这位执拗的学长没办法,就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来,陶行知果然正儿八经地教了他们,并请他们“即知即传”,再去教佣人和车夫。

所以,“做”到什么地步,才算是到位呢?在陶行知看来,必须得臻于至善。经历了这些常人难以胜数的教育实践后,他又学到了什么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陶行知在《思想的母亲》一文中写到: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

看来,此时的他,已不再亦步亦趋于杜威,而是看出中国国情下的教育之路,绝非盲从任何权威所能解决,一切得由自己选择。这样,在人生走到第四十三个年头时,他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即唯有实践才能有真认知。

但陶行知很快又认识到,从“行”到“知”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知”到“行”又是更高的阶段,乃至“行动——知识——再行动”不断循环更迭,人的成长才有不竭的潜力,而教育亦有无穷的妙趣可言。就这样,他写了一首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的“行-知-行”理论,超越了王阳明和杜威的“行知二元论”,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实践观,相对一致。这样,他把“做中学”提炼为“教学做合一”,即“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他对此有两种简洁而准确的解释:一是“教人学做事”,仅仅五个字,把“教”、“学”、“做”三者间的逻辑关系讲得清清楚楚;二是“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把相互间的立场和角色做了定位。只有通过“做”来教,才是真正的教;只有通过“做”来学,才是真正的学,相互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说到此,陶行知最后一次改名也就水到渠成了,他独创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其由“行”与“知”相合而成,且“行”为形旁,“知”为内芯,很像衙门的“衙”,读作“gàn”。意在“行为知始”,更在“行-中-行”的教学做合一。“干”的读音,更透出一股勇往直前的闯劲和豪情。

结语

“一道题目,三个名字”。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出发点,亦是归宿地。陶行知矢志不渝的,是对这个国家,能“焕一时之新颜,成一派之新学,立一世之新风”的希冀。他走过王阳明,走过杜威,用三个名字,证悟一道“知行难题”;并于此中,见证我国教育在内忧外患中的求索和改革之路;还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教育现代化的救赎运动。

这,既给时人带来勇气和智慧,更让后人看到更为宽广和可待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教师月刊》第三期,有删节。
               
作者,邱磊,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中国教育报刊社特约评论员,专栏作者,江苏省南通市陶研会理事。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发表文字60余篇。近年研究中西方教育思想,出版著作有《“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等。现任职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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