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教育质量：关爱教师，创造更加人文的教育环境
朱小蔓
2016.5.5(福州）
各位与会者：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福建省——这个有着深厚教育文化传统的地域，来到在教师培训工作方面有良好声誉的福建教育学院，在这里举办2016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年会暨“教师教育质量：我们为教师做些什么”的主题论坛。感谢福建省教育厅，感谢福建教育学院承办会议，感谢《光明日报》教育部，感谢《中国教育报》，感谢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协助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举办此次论坛，希望这次论坛能够发出我们的声音。非常高兴与陶子们一年一度在年会上相见，相见时都想说出心里想说的话，相见时都想讨论当前最需要、最急迫、最应当讨论的问题。今天的论坛，我们选择了教师这个主题，下面我讲讲点自己的认识。
一，讨论提高教育质量，为什么选择教师话题？
首先，因为教师质量与教师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而教育质量或每一个个体深切感受到的教育质量与他（她）所相处的每一位教师有交往频度多、生命时段长的密切关系。这些年来，政府在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入职门槛、职业培训、物质待遇等等方面，尤其是改善农村教师条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现在仍在继续不断地努力。但是，全国有800万以上庞大的教师队伍。各种政策为教师工作创造了一些起点性的基础，一些外部的条件，然而教师真正的专业素质，尤其是教师的教育素养，教师的道德水准，文化素养、人文情怀并没有与这些外部条件、标准的建造取得相应的、比较同步的、相匹配的成效。所以，就素质教育的推进，教育公平的推进以及最近以来对教育质量的呼吁，总体来看，中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跟进的情况，差距还比较大、不容乐观。
其二，不太令人满意的现象，显然不完全是教师队伍本身造成的。教师的问题任何时期都是社会的反映，教师队伍中的问题任何时候也都同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冲击有关。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我们感到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比较快地在财富上积累、增长，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走到世界上感到扬眉吐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为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带来的追逐短期功利、金钱至上以及诚信和互信的严重缺失而忧虑，因为它们已深深影响到各个职业团体、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深感担忧，国民素质与奇迹般不断上升的经济大国不相匹配、不够相称。应试教育屡应不止，过度的教育竞争、不恰当的教育评价引发家长乃至全社会性的焦虑、紧张，造成不良的教育生态、扭曲的情感和人格，造成教育系统内部在干群，同侪，师生关系方面的阻隔，校长教师陷入被动疲惫、无奈无助的困境，教师在职场的归属感、职业尊严感不足和自信心不强，一些学校甚至发生令人痛心的殴师和师生互殴事件。
其三，大家都期望改变。参加到陶行知研究会的人们，期望用陶行知的思想改造社会，不断表达着关切、忧虑和社会良知。但是，社会大环境，30多年积累的精神方面的缺失和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改变。教师职业，与很多职业不同在于，它是长时段的与一个个活的生命相处，它需要教师拥有宽阔的胸怀、有极大的耐心，有强大的内心世界，有极大的包容心。这样的职业，教师本人如果没有受过关爱，缺少安全感、独立感、自由感、惬意感体验，教师本人如果没有创造愉快的自豪，怎么可能让孩子感到安全感？怎么可能有宽阔的胸怀去保护孩子，愿意去等待孩子，愿意把处在边缘状态的孩子拉回我们的身边？教师职业所有的工作都与他本人的心灵、精神世界，与他的情感状态、品质密切相关，所以仅靠自上而下、由外向内的管理及要求，或者说我们过分地相信诉诸标准化的评价、严格的管理、严格的要求甚至惩罚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也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在教师教育、教师工作方面，在教师发展观方面是否还有不完善？它是否还有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单一发展、标准化发展模式的影响，发展不够协调，工作不够人性化？不够健全的进步观、发展观需要反思、需要调整、需要弥补、需要完善，需要改变教师管理工作比较简单化和控制的心理，改变单向度地提要求和教导。我们希望从关怀的路径，从建立和谐关系的视角审视、反思、调整、补益教师工作、教师教育的政策和实践，采用更加人文化的、从实际出发的、从具体的地域、地情、人的情况出发的管理方式和评价方式。各位可能已经注意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出版过有几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一是70年代初期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二是雅克·德洛尔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不久前又刚出炉《反思：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被誉为第三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些著作是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百多个成员国中一批不同学科、不同工作背景，跨际的那些最睿智、最清醒、有洞察力的人头脑风暴、共同作出的。这本著作对十几年来的全民教育运动做了一点反思，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推进全民教育运动的正面作用是大大促进了各个国家的教育普及，这其中包括中国对于全球人类教育普及方面所做的贡献，但需要反思的是，在追求规模及效应的同时，对教育质量重视还不够，著中有一段重要的话为“仅凭教育不能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但着眼于全局的人文主义教育方法可以并且应该有助于实现新的发展模式”，这里表述很明确，教育虽然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依赖、依靠教育，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改变人，才可能进而促进社会的改变。但它需要一个着眼于全局的人文主义教育方法。我认为这部著作对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如何站在全球的视野，在当前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深刻理解新的发展观？我们如何走出困境？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来展示我们教育界自身为走出困境而做的努力。只要我们的心还未冷却，意识还未麻木，我们一定会在忧虑问题的同时，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教育界到处都有可敬可佩的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发现一些清醒头脑的，愿意主动工作的教育行政官员，可以看到一批可爱的、可敬的校长，他们不是那种只会讲套话，只会说模式化的话，只会照本宣科，念稿子的校长和官员，他们是用心地在做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善于从学校的实际出发，从他们那里教师、学生的实际出发去工作，忠实于事情本身着眼于细节地工作。他们相信，教育是慢的艺术，慢工出细活，用自己的智慧，并且形成良好的组织文化以保护教师、激励教师。在他们辖下的教师有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和职业自信心，有比较好的学校秩序和师生关系。本次论坛设计了三、四个主题，就是希望有教育行政领导，校长，把他们创造的经验展示出来，把这些经验背后的理念展示出来，同时也可以去直面、揭示问题，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能够做什么？大家能感受得到，各级陶研会是个特别有爱心的民间学术组织。陶研会的年会是聚集在陶先生“爱满天下”的旗帜下。陶先生怀抱大爱投身教育，陶先生一辈子都在讲“即知即行，即知即传”，我们希望通过陶研会这样的社会团体组织、民间学术组织，把大家的经验和背后的思想传递出来加以分享，传播正面经验，鼓舞所有愿意用行动改造环境的人们。
二、教育界团结起来，为健全的教育质量而工作。
大家现在议论，前些年是为教育公平而努力，而现在追求教育质量当优先了。其实，追求教育公平永远在路上，追求教育质量也不是从今天开始。30年匡正应试模式的教育、希望转向素质教育就是追求教育的质量。我们始终追求有质量的教育公平。
什么是质量呢？关于质量问题有不少讨论，我在此强调两点：
其一，教育质量首先是学习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教育质量绝不是一个可以离开个体的抽象概念。教育质量是面对每一个鲜活的学生，面对每一个教师活的生命，教育质量首先是学习者和教师自身要有生存质量、生命质量。质量总是具体的，如果学习者不感受到学习过程中有自己本质力量的体现，不感到学习中有愉快的学习体验，对于自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从教者在教学工作中不感觉到有胜任的愉快、有职业的尊严和创造，那么，质量是无从谈起的。现在高中课标正在紧张的研制中，希望把核心素养的概念引进到学科教学中，但我相信核心素养必须落实到个体，一切的基础还在于每个学习者愿意学习，每个从教者乐意教学，所以追求质量一定得要从基本的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入手。
其二，教育质量不是只培养少数尖子，只出人才，甚至大人才，教育质量也不仅仅靠一部分教师，不仅仅靠一部分教育家式的优秀教师，教师质量要靠整体教师队伍的精气神调动起来。所以，我认为教育质量从根本上说还是培养人的道德良知和培养人的共处能力，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一书中也有论及，特别强调了什么是着眼于全局的人文主义的教育。用这样的人文主义教育为什么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呢？那就是我们要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个人要学会生存，每个人要学会共处，我们要把学会生存、学会共处重新提出有鉴于反思人文关怀、人文教育的缺失。现在我们学校和有些行业过分强调个人竞争，但在风险越来越高的社会，在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和民族都需要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理念下，学会生存，学会共处应当成为教育的首要学习内容，在学习方法上必须突破、超越个人性的学习，需要更多的协商学习，需要更多的合作学习、探索性学习。在这方面，陶先生在20年代末，30年代、40年代就不断地提过学习要在集体中进行，教师要做学生，学生要做“小先生”，强调学校德育是要教会学生“自治”，通过“自治”培养社会关切与合作能力。还有北宋时期的胡安定先生(江苏如皋人)，在1000年前就提出“商谈”教学法。陶先生的思想与中国古代优秀教育文化、与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思想是高度契合的，由此也证明了陶先生的思想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是对人类学习进行深入研究的现代先驱。我们相信只有不断地明晰，传播更加合理的，更加健全的教育质量观，只有在正确价值引导下的学校发展、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只有在日渐健全的法制社会、法制国家理念下的教育治理，我们才能走上更健康的道路。在此让我们以陶先生的大爱思想，以关怀为核心，以关注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同侪关系这样一个关系性存在的视野，从关心学生的生存，教师的生存、生命、生活质量开始，多一点关爱思维和同理心，少一点管制和惩罚思维，以行动从管理、评价、组织文化、专业共同体建设方面着手，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改善教师的生命状态，去探索道德文明建设，教师道德文明建设、中国现代化道德文明建设的新路。
我们来到福建，福建陶研会有一位年轻人（周志平），以他为首团结了一批年轻人，认真学陶先生的思想，联系教育工作的生活体验，每天把他们的学习体会向陶研界发布，微信的题目为“用微光照亮新的前程”，我们要向这些年轻人学习。让我们团结起来，让微光变成发出炽热闪光的火炬，让同行者的队伍不断壮大。陶先生永远是我们伟大的旗帜，是我们思想的灵魂。
【史料集萃】
陶行知关注屯昌公路建设
凌文
有歙县昌溪吴姓人士专程到陶馆来咨询，陶行知很早就提出建设“屯昌公路”的设想，想要我们提供一些资料，好为当地提升旅游品味做点事，我只能如实回答他说，陶行知所倡议建设的“屯昌公路”是指安徽屯溪到浙江昌化公路简称，而不是屯溪至昌溪的公路。有了明确的答复，吴氏老乡也就释然了。
1、建设屯昌公路的缘起：
民国初年徽州旅外人士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仅歙县的旅沪人士便在万人以上，陶行知到各地，都注意借助同乡会的力量，为家乡做实事。徽杭公路开通之前，徽籍旅外人士曾经动议过由旅杭、旅沪同乡会过牵头民间修筑。1925年7月25日，陶行知应上海应旅沪同乡会之邀，参加了一次由旅杭和旅沪同乡会发起修建安徽屯溪到浙江昌化公路的提议的会议，并发表意见，虽然是抱病参加会议，陶行知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出了筑路成功必须做到“五要素”和“三项措施”。“我十七岁时外出求学，我的父亲送到屯溪，要等我到了杭州才回信，已经是半个月，真要望眼欲穿了。假使有长途汽车，何等如此！我想与我父子同感者，现在不知几千几万也？其他母女夫妻兄弟之同此感者，有不知几倍此数也？”因此修筑屯昌公路，其好处有三：1、增进商民家庭幸福。2、输入文化事业。3、便利天才学生出外求学。为了把好事做好，负责此事的人“应抱定这样的精神：凡事不干则已，既干了，就要具百折不回的毅力，向前去干！并且要任劳任怨，始终负责，则将来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有圆满结果。”陶行知还就此事推及集资做其他事，“不独办长途汽车事业要如此，无论办任何事业，都要抱这种精神。”可见对徽州办基础公益事业，陶行知关怀备至。讲到实行办法上陶行知提出三点意见：“1、全徽民众之大合作；2、征求发起人，须广泛发动；3、股款应存放殷实银行或钱庄生息。”[1]陶行知的建议是全面的、真诚的、科学的，说真话做真事，一心一意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后来徽杭公路修筑时，陶行知奔走沪杭间，积极为之筹集资金。1933年11月底，杭徽公路徽城镇至昱岭关建成。12月25日举行杭徽公路全线通车典礼。[2]歙县至杭州全线通车，实现了陶行知的当年的愿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5年8月9日致夫人吴树琴的信中说：“日本真的投降了，同游黄山之梦大概半年以内可以做到吧。上海、南京、北平、日本，我都想重游，还有四大同盟国该在游学日程上。”可是，为了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新中国早日诞生，他一直走在民主斗争的最前沿，他想坐汽车从杭州再回故乡徽州的愿望未能实现。
2、发达的交通与经济发展和振兴教育的关系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一文中，有一章节专门讲到《共和与交通》：“吾国国大民众，种庞族杂，方言不一，习惯不齐，情势暌隔，博爱难生。欲沟通声气，养成共和大本，非便利交通，则肤功不克奏也。”[3]“建筑道路这个问题，不独与民情的联络，实业的发达，通商的便利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于振兴教育，也有很大的辅助。”他回顾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曾经陪美国农业教育司的斯密司先生参观马赛诸塞州的教育，乘车周游三日，遍览全州农业学校，“回看中国，道路不修，交通不便，县视学视察本县教育，多则每年二次，少则一次还达不到。”交通成了瓶颈，制约县视学到基层学校指导，严重阻碍教育的发展。“比较那马州视学的每月二次，当有什么感想？又看看中国通学生家校距离，很少超过三里的。比较那马州通学生离校的六十六里，又当有何感想？”也就是说，我国家校距离近，但是学校布局分散，县教育部门的长官要视察全县的学校要很长时间；美国马州的情况恰好相反，家校距离远，但由于交通便利主管部门的行政长官要视察全州教育一次反而时间短，一年还可以视察好几次。陶行知发出感慨“有人说，要兴教育先修道路。这句话很有道理。”[4]在《为创办长途汽车者进一言》一文，他开门见山就是一段论述交通的重要性：“一国文化之盛衰，实业之兴败，民智之通塞，实系交通之便利与否。”[5]也鉴于此，后来陶行知回国后创办了南京安徽公学并担任校长，为安徽在宁学生入学提供莫大的方便。“我们要想建设一个真正的五族共和，最要紧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建筑四通八达的道路，二是实行四通八达的教育。道路可以沟通物质上的需求和供给；教育可以沟通精神上的贡献和缺乏。这两件事互相为因，相互为果，实在是同时并进，才能充分达到五族共和的目的。”[6]作为一名教育家为了振兴祖国的教育，他义不容辞的担当重责。1925年8月21日下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学术会议上作《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的报告，批评政府的教育政策，提出22项主张，其中第21条就是：“扶助交通，以利教育之推行。”“我们相信新的中国是要四通八达的道路和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的。我们赞成交通事业和教育事业要有充分的互助合作。”[7]
陶行知除了关心家乡的公路建设之外，还关心机场建设和水运通道的建设。“今年夏天，南京来了四个飞机，我想借用一架飞回徽州，半天可以来往。管飞机的人说徽州平地少，不易下来，只好将来再说。现在休宁金猷澍慰侬先生制造一种浅水艇，如果办得成功灌丛杭州到屯溪只要十八个钟头，我现在一面学游泳，一面等等金慰侬先生的计划成功。”[8]桑梓之情溢于言表。
陶行知与小朋友吴立邦之间的情谊
凌文
在《陶行知全集》中有三封信是陶行知写给徽州小朋友吴立邦的。通过这三封信我们感觉到吴立邦小朋友是幸福的，在他人生扬帆远航之际就有大朋友陶行知给他写信，释疑解惑，指导人生之路，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生的真谛，这三封信不仅仅是写给吴立邦小朋友的，而是对所有读者都有所启迪和教益，让我们一同来分享上世纪20年代陶行知写给吴立邦小朋友的信。
吴立邦是安徽省屯溪隆阜推行平民教育的积极分子，是识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小先生，时年仅13岁，他主动写信给陶行知，咨询怎样做小先去生教人识字，讨教对顽固不化的大龄学员如何引导他们读书，陶行知就回了他《预备钢头碰铁钉》这封信，鼓励在基层推行识字运动的小先
生要有“预备钢头碰铁钉”的思想准备。做为大朋友的陶行知，从教育专业的角度，细心指导吴立邦在碰到钉子的时候用两套功夫解决：第一是硬起头皮来碰，假使钉子是用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头皮就弯了起来；第二是要把我们的热心架起火来，把钉子烧化掉。我们只怕心不热，不怕钉子厉害。陶行知还写了《小先生化钉子歌》，“我是小先生，热心好比火山喷，生来不怕碰钉子，碰了一根化一根。”告诫从事乡村教育的小先生在当教师过程中对有抵触情绪的学员要有耐心和爱心。陶行知在回信中第一句话就表扬吴立邦，“接读你的好信，如同吃甘蔗一样，越吃越有味。”当时陶行知辞去大学教授，全身心投入了平民教育运动，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董事会执行书记一职，终日奔走祖国的大江南北，开展识字运动，推行《平民千字课》，引导不识字的人读书识字。此信是1月5日深夜陶行知在“联和”号船上写的，陶行知为什么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朋友写回信呢？因为陶行知“愿意和青年人通信，尤其是喜欢和小孩子通信”，“平时得了小孩子的一封信，如得奇宝；看过了即刻就写回信；回了信就把他好好的收藏起来。每逢疲倦的时候，又把它打开一读，精神就立刻加增十倍。”因为“小朋友的信啊，你就是我精神的源泉！”看似简单的与小朋友通信，陶行知却有如此深刻的感想。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从中可以看出大朋友陶行知有一颗水晶般的童心。最关键的是信的第二段，陶行知与吴立邦探讨如何爱国。“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我觉得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着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具体到小孩子，陶行知认为“个人所处地位不同，爱国的方法也不能尽同，小孩子用心读书，用力体操，学做好人，就是爱国。今天多做一分学问，多养一分元气，将来就能为国家多做一分事业，多尽一分责任。”爱国不能空谈，更不是喊几句口号了事，要脚踏实地，怀揣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的情怀，不贪大求全。吴立邦在信中说长大了学好本领要服务社会，陶行知表扬他“这是很好的志向。社会的范围很不一定，大而言之就是天下；小而言之就是国家；再小一点就是一省，一县，一村；再小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大凡服务社会，要“远处着眼，近处着手。”陶行知循循善诱，对祖国下一代的殷切关怀，溢于言表。
过了一个月，即1924年2月6日，陶行知给吴立邦的第二封回信具体内容就是《谈诗》，信的开头寒暄了几句，然后回答了吴立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你的信上说要拜我做老师，本来是不敢当。不过古人有相学相师的道理，如果你愿意做我的老师，我一定愿意做你的老师。”从信中可以看出陶行知十分谦虚，要拜小朋友为老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而且很高兴告诉吴立邦“你是我在徽州第一个老师，第一个学生。”陶行知的师生观就是“在做上教的是老师，在做上学的是学生。”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教学相长。他写过《小孩不小歌》，“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就是小孩教大人，即知即传，老师和学生不是以年龄大小来划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而是能者为师，这是对传统师生观的大翻转。紧接着信得内容切入主题——谈诗。陶行知说“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目，就是要我教你做诗。啊呀！诗这个艺术是教不来，学不来，做不来的。”做诗要有生活积累，要有文字功底，还要有灵感，“诗神一来，一学就会，不学也会。”“诗兴未到，诗是诗，你是你，读诗虽多，终不相干。等到你是诗，诗是你，你和诗分不开了，才有好诗出来。世界上诗做得多，好得少，就是因为做诗的人，不能把生命放在诗里，不把诗放在生命里，不能把诗和生命合二为一，换句话说：‘没有诗的生命，决做不出生命的诗。’”陶行知在信中把做诗的心得体会和盘托出，与小朋友吴立邦分享、交流。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月，陶行知于1924年3月26日给吴立邦写了第三封回信，主要是谈《徽州土货》。对待徽州土货，陶行知以为对待土货“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茶叶是家乡的土产，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乡贤，哪一位不是土产？现今的胡适之先生，从头到脚也只是我们家园所出的土产。”陶行知所指的徽州土货，即讲到徽州的物产，也指根植于徽文化，沉浸徽州文化之集大成者，即徽州籍文化名人，他们是徽州文化的符号，更是地地道道的“徽州土货”。信的最后陶行知还承接上次回信没有说透彻的话题——谈诗，进一步阐述“诗贵自然，充天地间都是诗的材料，诗人随意拈来都是诗。”“至于诗的普遍功用，孔子说得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信的结尾陶行知手抄诗一首赠送给吴立邦，《自勉并勉同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此信是在火车上给吴立邦小朋友回信，写得很不整齐，陶行知还请吴立邦小朋友原谅。大朋友与小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可见一斑。
陶行知在极力推行平民教育过程中仍然抽空认真地写了这三封回信，通过三封信的交流，他们互相拜师，探讨如何尽自己的责任爱国、探讨写诗的感受以及徽州土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看似平平常常，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回答了吴立邦小朋友心中的疑惑，像大海中的灯塔，指引航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今读起来犹如春风拂面的感觉使人受益匪浅。这三封信是陶行知关心祖国下一代的一个缩影。
【实验学校】
学习陶行知的家教
黄山市歙州学校 林文胜
【摘 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家庭教育的缺失和落后是当今中国教育滞后的重要根源。家长们应该学会家教，才能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与学校教育保持一致性。陶行知的四个儿子都成为于民族和国家有用的人，都是拥有“人格长城”的人，陶行知的家教是成功的。虽然陶行知在家教方面专著罕见，但在其与儿子的书信及实际相处中能窥一斑。本文提炼陶行知在家教中的“两做到、两重视”，以期对指导当今家庭教育有所启迪。
【关键词】家教；陶行知；“两做到、两重视”
当下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多，而家庭教育的缺失和落后是重中之重。我们的许多家长是把孩子关进了装饰华丽的鸟笼，忽视了孩子的学习力、创造力和生活力培养。“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种种作为让孩子对学习因噎废食，让孩子“进名牌大学”的自私愿望推波助澜着畸形的高考，过分放纵或过分限制让学校和教师无所适从，“唯分数论”逆袭学校素质教育的实施，糟糕的榜样和世俗的熏染让孩子在学校养成的良好习惯在一夜间消弥……从归因原理出发，可以认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和落后是阻碍当下中国教育发展的原罪和幕后操手。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终生的老师。既然是老师，就应该行教育之事，负培养之责，立楷模之形象。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作丰厚，涉及教育领域范畴广泛，但关于家庭教育的专著极为罕见。这与他更加关注国家与民众的教育有极大的关系。但他对孩子的教育仍是极为重视的，他的四个儿子（长子陶宏、次子陶晓光、三子陶刚、四子陶城）都健康成长且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贡献，是拥有“人格长城”的人。虽然时代、环境、条件等许多方面已经不同，但陶行知的家教仍是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是做到身体力行。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懂得如何学习并且终生坚持学习才能真正做到“学高”，懂得如何做人并且坚持做有完整人格的人才是真正的“身正”，陶行知是这样的人。当下的许多家长强迫子女学而自己不学，强迫子女做而自己不做，为师为范是不合格的。
陶行知好学擅学人所共知。他学习杜威，把“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理论翻了半个跟头，他从小桃教祖母识字的方法发明“小先生制”，他吸纳发展王阳明思想提出“行是知之始”的“教学做合一”理论。他在给吴树琴的两封信里写道“我每天翻一首诗教小孩们，藉以练习写作……” “……厌学则易老，教倦则易老，没有工作称心易老，不看有益之书则易老，不跟少年学则易老，不站在前线而自甘落伍则更易老。”可见他是重视和坚持自身学习的，并保持一颗年青向上的心。
陶行知做人正直正派众所周知。两件事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是蒋介石携夫人到晓庄学校巡视，陶行知因忙于工作而未及时欢迎接待，表现出不趋炎附势的铮铮铁骨；二是他“两个口袋”的故事，将公款与私款分得很清楚，以至于有一次私款被偷公款还在的情况下，不愿意将募捐来的公款先垫上买吃的和坐车回校，真是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公私观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人品，也最容易给子女造成影响。如家长挪用公款、私用公车等，都会对子女价值观的形成造成影响，表面顾家，实则带坏孩子。
陶行知较少与孩子相处，但身体力行尽到为人父的职责。大儿子陶宏在《我和我的父亲》一文中描述：“大概每逢星期日或是什么假期，他总是带我和小桃出去爬山玩水的。”“过年过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他总要买一些玩意儿和书籍给我们一些温暖和快乐。”“他如果不在身旁时……那么圣诞前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从别处寄来，并且事先都分好，写好名字，并不是怕我们抢，而是表示他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我们四个孩子从来不为糖果玩具打架吵嘴。”
陶行知对子女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虽然他为着自己的“使命”（“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使一家人“遭受了凄惨的家破人亡的境遇”，孩子们也没有享受到作为教授子女本可以享受到的福气，但孩子们并没有怪罪，反而有更多地敬意。“然而我们没有怨言，连我的祖母都从没有对父亲埋怨过。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是短时期，更不是说教式所能达到的。”
“我希望每个儿子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我得把我自己先做成那样一个儿子，我要教儿子自立立人，我自己就得自立立人，我要教儿子自助助人，我自己就得自助助人。”这是陶行知极少的关于家庭教育的一段论述——“自己先做到”实在是家庭教育成功极简明而核心的真理。
二是做到民主平等。
陶行知倡导民主平等，在家庭中也是如此。首先，他深知中国众多家庭是缺乏民主平等的。如他在《儿童的世界》所说：“小孩子最大的敌人有时便是他们的亲生爹娘，谁能料得到呢？世上一切既为大人所有，小孩子如果要想分一点肥，只有一个法子，非大人的话不敢说，非大人之行不敢动。他必须学做一个小大人，才能得大人之宠而共大人之产。”其次，他终生呼吁民主平等地对待孩子。“我们要打破这个大人世界，打破大人所造成的谣言的世界、恐怖的世界、享福的世界、书呆的世界、惨酷的世界、奴隶的世界。”“我希望中国的父亲，都学做富兰克林的父亲；中国的母亲，都学做爱迪生的母亲。任凭自己的小孩子去玩把戏，或许在其中可以走出一个爱迪生来。”
陶宏在《我和我的父亲》中写到一件事：一次他帮父亲准备材料，从晚饭前一直工作到清早四点钟，父亲一直与他一起，两人越做越有劲。到后来肚子有点饿了，陶行知把从温泉带来的五香蛋分给他吃。可见陶行知没有家长作风，与儿子是同甘共苦。陶鹤在《我家的人和事》中写到一件事：一次陶行知接待一个人后，“我莫明其妙地就蹦出了这个问题：‘老夫子，你啥子时候死呀？’爷爷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叫我下楼去问楼下的老太太多大年纪……”陶行知没有发怒、责备，所以陶鹤说：“爷爷是个和蔼、宽容、大度的人。”
陶行知与儿子们有众多的通信，语言平和、态度谦逊：1931年秋他给在南京的晓光、陶刚的信中有一段话，“祝你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人吃，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忘了树底下的民众。你们的父亲也是你们的朋友。”1924年4月他给才六岁的陶晓光的信中写道：“你的信，我收到了，谢谢。……我很喜欢读你的信，你一礼拜写一封给我，可以吗？妈妈、阿姑、桃红好久没有写信给我了，你能请他们写信给我吗？老太太如果能写一封信给我，我更加喜欢了。你教她写，好不好？”没有说教，没有颐指气使，把自己当作孩子的朋友，有要求是用商量的语气，这是真正蹲下身子与孩子交流。
能够做到民主平等的家长是受孩子尊敬、爱戴的；在民主平等的家庭环境下，孩子能够自由、健康地成长，培养出有利于生命成长的素养。
三是重视人品素养的培植。
现实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很大弊端是本末倒置，甚或舍本逐末。即关注孩子的成绩、特长等培育，而忽视良好品行、综合素养的养成。“只要孩子成绩好，什么都可以满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事实上，良好的道德品行才是一个人终生幸福行走的根基。陶行知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他十分重视“人格长城”的铸造，重视人品素养的培植。
之所以本末倒置，是功利心的驱使，还因为相较孩子学习成绩、特长的培育，人品素养的培植困难而复杂，因为没有明显的抓手，只用力不用心不行，否则容易落入高大空的窠臼。陶行知是这方面的高手，能够做到抓住契机，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1940年底，陶晓光为了进成都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向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要了一张假毕业证书。陶行知闻讯后，即电告晓光将证书寄回，接着又给他写了《追求真理做真人——致陶晓光》的信，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教诲他要‘追求真理做真人’。”这件事非常让人感动，让我们看到一位伟大父亲的拳拳之心。当今许多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习和工作不惜花重金走门路，甚至无视法律和人格，殊不知是教坏孩子做人。
陶宏在《我和我的父亲》中叙述了一件事。“有一次，老妈子抱着我上街耍，我看见摊子上有一根很好玩的香烟嘴，做得很灵巧可爱，一定要老妈子去向奶奶拿钱买，买回来正在小手中摆弄时，恰巧父亲回来碰到，立即夺去，折成两段丢进火炉烧了：‘这样大就玩这个东西！’我在失去心爱的东西时大哭不已，同时也领教了父亲。大概这是他给我的第一课教育，所以迄今印象还深。他最厌恶抽烟和赌博这一类的消遣和消费……”陶行知是慈父也是严父，爱孩子却也是讲原则的，这与当今一些父母极端宠溺不一样，他关心孩子心灵的健康，要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对孩子人品素养的培植是慢工细活，要持之以恒浇水施肥。陶行知与孩子相处时间不多，但他尽量挤时间写信，在大量信件中我们能感悟到作为一位父亲的尽职尽责：应该看什么书，外出时要注意什么，如何把事做好，怎样对待长辈和兄弟，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人成为“人中人”应具备的素养，不是书本上能学到，也不是提供了丰富物质就能做到的，是家长对孩子应该有的真正的教育。
四是重视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重视孩子的学而忽视做，忽视创新，以至于孩子走向社会不能自立，不能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是当今家庭教育的短板。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以“做”为核心，还是中国提倡创造教育第一人，他的思想和理念也渗透于家教之中。
陶行知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长处 ，以赏识的态度支持、鼓励孩子做有意义的事。长子陶宏8岁参与办“笑山平民读书处”，教弟弟读《平民千字课》，他写信表扬：“……我在南京试验这个法子很有效验，特为写这封信来感谢你两个人。”二子陶晓光6岁教57岁的祖母学习《平民千字课》，到16天时居然能毫无差错地读陶行知依据千字课中的生字写的信，让陶行知大为赞赏，并题《慈母读书图》诗一首：“（一）吾母五十七，发奋读书籍；十年到于今，工学无虚日。（二）小桃方六岁，略识的和之；不曾进师范，已会为人师。……”三子陶刚身体瘦小，体质虚弱，也未受过高等教育，却为人朴实，喜欢身体力行地开荒种地，陶行知欣赏他的长处，赞道：“他的长处是种园唱歌，而他的希望也只是如同一位墨西哥家人所唱：我只要一块地，种一粒种子唱一首歌。”四子陶城10余岁就参加抗日宣传和生活教育社活动，并因参加争取民主和平的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勒令退学，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人，也是深受父亲的熏陶引导，这在陶行知致陶城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现在做一个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第一，做人的大道理要看得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人。肚子饿让人先吃。没饭吃时，要想法子找出饭来大家吃。第三，勇敢。勇敢的活才算是美的活。”
陶行知善于抓住契机培养孩子的创造性。1931年秋，陶行知创办自然学园时，给晓光、陶刚写了一封信：“问真、探真两位小宝宝：……我现在送你们两本书：一本是小朋友书店出版的《儿童生活》，一本是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科学丛书》。这些书不是给你们看的，乃是引导你们玩科学的把戏，做科学的实验。我只希望你们每星期写一封信，告诉我玩了几个科学把戏，做了几个科学小实验……”可见，陶行知教导孩子要从小立科学救国兴世界的宏愿，从小培养创造力与奉献力。陶晓光爱好无线电，“1933年，在普及教育运动中，父亲给我们出了无线电这个现代化的普及教育手段的题目。”于是，15岁的他就和表叔曹子云边学习，边实践，自己动手安装数十台手携式直流多管无线电收音机，到农村开展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电化普及教育。陶宏喜欢外文，陶行知不仅送他英文歌曲选和原文的富兰克林传，还指导他进行翻译。“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陶行知是创造的教育家，他也把创造的精神传输给了他的孩子们。
学习、思考、感悟陶行知的家教，认为他的“两做到、两重视”是最核心的，也是于当今的家庭教育最有启迪的。